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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情點滴 : [轉貼]離職的那天 by王文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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冷日
(冷日)		 發表時間：2004/8/16 12:5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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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註冊日: 2008/2/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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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轉貼]離職的那天 by王文華
◎王文華 　from中時人間

我的金魚「飛寶」死了。我養了她兩個禮拜，以比自己都規律的飲食習慣餵她，但她仍然死了。我隔著魚缸的玻璃看著浮在含混水面上的她，感到一陣藍色的憂鬱。

我和飛寶的相遇要追溯到兩週之前。當時我即將離職，一位同事請我吃晚飯。我到餐廳時她已經坐定了，地上擺著大包小包。「你去shopping啊？」我問。她點點頭，「我最近搬家，在佈置我的新房子。」

吃完飯我們一起走到忠孝東路四段大街上，等她男友來接她。她手上抱著一個大購物袋，我說，「我幫你拿吧。」她堅持不要，還催我先走，免得待會兒她男友看到我會吃醋。當時我想：唉，真是好心沒好報！

第二天我才知道：大購物袋裡裝的，就是飛寶。她為了怕我發現，只好把我趕走。為什麼要送我金魚呢？因為我最喜歡的電影是「征服情海」，片中湯姆克魯斯寫了一篇建議公司改革的萬言書，立刻被開除。離職時，他唯一帶走的紀念品，就是金魚飛寶。寂寞時，他總是蹲在魚缸前對飛寶說，「我寫的不是備忘錄，是使命宣言！」

我們都上班，每天在經歷辦公室裡複雜的人際關係。不管再怎麼會做事做人，公司總有人不喜歡我們。上班一輩子，如果能認識幾個談得來的同事，彼此有一些甜蜜的片刻，那麼所有勾心鬥角的痛苦，就統統值得。

我有一些這樣的片刻。在我離職那天，感受得特別清楚。 ●

離職那天，同事送我禮物。和飛寶同一系列的，是「征服情海」的海報。只不過海報中湯姆克魯斯側臉微笑的照片被換成我的。我的照片是同事從幾年前某個公司活動照片中找出來的，用它取代湯姆克魯斯，當然讓海報大打折扣。但在我心中，這是永遠賣座的一種情誼。

配合海報，是一張卡片，裡面只有簡單的幾個字：「要快樂！」後面用括號註明：「這不是備忘錄，是使命宣言！」

禮物，濃縮了我們對朋友的記憶。禮物會感人，因為送禮者為你量身打造了一組記憶。離職時，有同事送我風鈴和掛鉤，因為是我新書裏的情節。有同事送我辣妹的內衣，因為是我現實中的幻想。有同事送我文鎮，因為我每天寫稿子。有同事送我青蛙，因為我總是蓄勢待發。有同事送我粉紅色的Polo衫，因為我曾經說男人不應該穿粉紅色。有同事送我籃球裝，因為我每次打球都輸給他。有同事送我扇子，因為他知道我臉上是這麼容易流汗。而有同事送我吸油面紙，因為他知道我臉上其實是在出油。或好或壞，我們記得了定義彼此的一種顏色、聲音或物品。我會遺忘掉共事時的業績數字，但不會忘記哪些從會議桌下悄悄傳給我的吸油面紙。 ●

因為我們在電影公司工作，臨別的禮物當然少不了一個錄影帶。錄影帶中，每個同事都講話了。其中一位同事還唱了一首歌，叫「奇怪的三角戀愛」（Bizarre Love Triangle）。這本來是一九八七年一個名叫「New Order」的英國樂團唱的舞曲。一九九四年被澳洲樂團Frente重新詮釋成慢板情歌。她唱這首歌的原因，是六月時的某一晚，我們正面臨大片上演前的壓力，我和她在公司加班到十二點。我在隨身聽上聽到這首歌，不自覺地跟著旋律吹起口哨。她坐在外面靜靜聽著，悶不吭聲繼續打字。在錄影帶中她說：「那是我最喜歡的一首歌，但因為你是老闆，當時又晚了，所以我沒有說，只是靜靜地聽你吹口哨。但現在你要走了，我要告訴你我多麼喜歡這首歌……」說著說著，她拿起寫著歌詞的白紙，開始輕唱起來：

每一次我想起你

我感到一陣藍色的憂鬱

每一次我看見你跌倒

我跪下為你祈禱

等待最後一刻的來臨

你能說出那句我不敢說的話……

我關掉錄影帶，走到門口，蹲下來，看著魚缸中死去的飛寶，感到一陣藍色的憂鬱。這輩子有幾次，同事會對著攝影機為你清唱？這輩子有幾次，同事會祝你得諾貝爾獎？這輩子有幾次，同事會在你離職後送簡訊提醒你準時吃飯？這輩子有幾次，過去的同事出去吃大餐，還會打包一份快遞給你？這輩子有幾次，你進公司不用全面戒備？這輩子有幾次，你在公司用Messenger不用遮掩？看著飛寶，我突然了解：拋除了一切的頭銜、階級、責任、分工，我們畢竟只是一群年輕人。在中央空調的大樓，坐在聽得到彼此跟男女朋友講悄悄話的距離。日復一日，log in log out，藉著彼此尋找自己、克服孤寂。再怎麼鬥，加薪不過是百分之幾。再怎麼比，沒有人比得過資本主義。當我們八卦別人時，我們是另一個八卦的主角。誰的人生，百分之百值得驕傲？

而這一切，我竟離開後才知道。

飛寶浮在水面，我想起卡片上的使命宣言。下一次我跌倒時，有人會為我祈禱嗎？


（王文華，台大外文系畢業，史丹佛大學企管碩士，射手座。著有《寶貝，只剩下我和你》、《蛋白質女孩》、《61×57》、《倒數第2個女朋友》等書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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冷日
(冷日)		 發表時間：2005/2/23 15:4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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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註冊日: 2008/2/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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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分享]Nothing
Nothing ‧王文華

二○○四年底，在企業界上班了十年之後，我辭去工作，到美國旅行。到美國當然要講英文，一路上我最常用的一個字是：
「Nothing」。
臨走前跟台灣的朋友告別，很多人都驚訝念MBA、一向喜歡忙碌的我竟然辭掉工作。觀念保守的媽媽憂心地看著我：「那你豈不是失業了嗎？還有心情去度假？還不趕快去找工作！」獵人頭公司打電話來：「你對哪個產業有興趣？走之前要不要見個面，讓我們為你重新做生涯規畫？」老友們也傳簡訊來：「那你接下來要做什麼？」
對於這些問題，我的答案都是：
「Nothing」。
我來到母校，位於舊金山旁一個小鎮的史丹佛大學。史丹佛像一個森林公園，到處都是草地、樹木、松鼠、麋鹿。我住在森林中的招待所。早上起來，打電話問候東岸的朋友。
「你打算待多久？」
「不確定。」
「在史丹佛做什麼？」
「Nothing。」
「怎麼可能Nothing？你一定有做Something！」
「我想想看……昨天早上六點起來……」
「幹麼那麼早起？度假不是應該睡到自然醒嗎？」
「我六點就自然醒過來了啊！為什麼自然醒一定要到下午兩點？」
「我不知道你這麼早起是幸運還是不幸……，然後呢？」
「然後我去樹林裏跑步，用力吸很多空氣。回來後洗澡，看晨間新聞。然後開車到樹林深處，看到一大片草原上有一棵孤立的樹。下午到以前讀過的商學院，進教室旁聽財務課程，跟同學一起拿講義，認真算老師丟出來的習題。然後在校園裡走一走，看看布告欄的廣告。後來在書店買了幾件史丹佛的衣服，送給台灣的朋友。晚上跟以前的朋友吃飯，回來就九點多了。回家後打開電視，看看美國最近紅的節目。睡前把白天買的書和報紙看一看，一天就結束了。」
朋友問：「既然在度假，為什麼要去上課？」
「我不是在度假。」
「既然來上課，怎麼可以到處去玩呢？」
「我好像也不是來上課的……。」
「那你在幹麼？沉澱嗎？」
「我又不是烏龍茶。」
「那是思考人生未來的方向嘍？」
「沒那麼嚴重啦！」
「你到底在做什麼嘛？」
我說：「Nothing」。
我三十七歲，在事業和人生上，都到了可以開始尊敬和享受「Nothing」的時候。
從小到大，生活的目的、奮鬥的方向，都是一個可以明確定義的「Something」。國中時要考高中、高中時要考大學、畢業後要找工作、工作後要升遷。我們衝鋒陷陣，卻很少問自己，追求的Something是不是我們真正想要的東西。
社會的價值觀影響了我們的自信，當我們處於「待業」狀態時，也不好意思承認，還必須勉強編出一些堂而皇之的道理，比如說：「喔，我想歸零，休息一下，出國充充電，整理一下思緒，規畫未來的路。」很少人敢大聲地說：「我不是在休息，也不是在沉澱。我就是無業游民，我做Nothing！」
忙於Something的朋友，沒空跟我吃飯。我和另一位比我資深的「Nothing」同學見面。他在網路狂飆時狠狠撈了一票，四十歲宣告退休。我們沒時間吃飯，只喝咖啡，因為他第二天一早自願到斯里蘭卡救災。
「這是我兩年來第一次做的Something。當長久都做Nothing時，突然做起Something，而且是自願的、有意義的Something，我覺得好快樂！」
我很少聽到在台北上班的朋友說：「我覺得好快樂！」
我當然不像我的同學那樣有本錢做Nothing。我甚至懷疑他在網路狂飆時撈的那一票，就是我在網路泡沫化後賠的那一票！我單身還好，如果要養家，就更不可能做Nothing了。但退一步想：工作到四十歲，總有一些積蓄吧。如果願意過簡單生活，Nothing維持幾個月應該不是問題。除非你事事要求五星級，或是坐擁金山卻還要為二十年後退休做打算，那就真的不適合Nothing。我做Nothing的幾天，最貴的單筆消費是9.75美元的電影票。爆米花只敢買小包，意思意思就好。但只要電影好，散場後一樣快樂。於是我發現：由奢返儉，其實沒有那麼難。
回招待所後我打開電腦，視窗在跑的一分鐘，一隻做Nothing的鹿跑到我的窗前。我對牠微笑、和牠搭訕。我不知道在台北，對一個忙於Something、地位崇高的美女，我敢不敢這麼放肆？
我打開Messenger。一名在香港的投資銀行上班、位高權重地朋友對我說，「我真佩服你的勇氣，和放下一切、斷然改變人生的決心。」
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叫錯了人。其實我膽子很小，也沒經過什麼「放下一切、斷然改變」的心路歷程。好像肚子餓了就去吃飯，我的決定其實很簡單。我很怕別人把我想得很悲壯，因為我容易笑場。別人把我的表情詮釋成悲傷，其實我只是香港腳在癢。我感謝朋友的讚美，但那種「風蕭蕭兮易水寒」的思惟方式，還是在「Something」的模式裡打轉。那樣的模式是：我對我現在做的Something不滿，我痛定思痛要改變。我改變的方式是做另一種Something，而那種Something叫做Nothing。那樣的模式好像是不喜歡紅色的壁紙，於是用白色的壁紙把整面牆蓋過去。但我想做的，只是當一面沒人注意的水泥牆。
「那當水泥牆是為了達到什麼目的？」他問。
「當水泥牆本身就是目的。」我說。
「這樣的目的有意義嗎？」
「意義可大了。它讓我們把多年來情願或不情願被貼上的壁紙一次清乾淨。讓我們重新感覺做一面牆的質地。Nothing像是在無人島上脫光衣服，可以幫我們恢復原來作為人的本能、品味、價值觀，和其他各種身體和心靈的機能。」
「這樣被動好像沒有在過生活！」
「我們都太努力『過』生活了，自己把自己搞得眼花撩亂。偶爾，你要什麼都不做，讓生活自然『發生』在你身上。餓了，就找最近的餐廳吃。下雨了，就淋一下。愛上了，就親吻她。失戀了，大哭一場。當你的水泥牆不再貼壁紙時，你就可以閉起眼睛，讓全世界在你身上塗鴉。」
在史丹佛的下午，我閉起眼睛，和一位年紀和我一樣，卻曾經得到癌症的朋友見面。她北一女台大哈佛大學，從小到大是專業的第一名。我們坐在草原孤樹下的野餐桌，講話時口中冒出熱氣。
「你還在大學教書嗎？」
她點點頭，「其實我現在的生活方式和你一樣。一個禮拜上幾堂課，其餘時間在家看書、寫論文。偶爾出門，和朋友見見面。」
「出去時自己開車？」
「我都坐公車，因為這樣可以走路，我需要運動。」
「身體還好嗎？」
「我每三個月回去檢查一次。目前都控制得滿好的。」
「你看起來很開心。」
「是啊。也許事業上沒什麼成就，但至少完全是在過自己想要的生活。」
我很少聽到在台北上班的朋友說：「我完全是在過自己想要的生活。」
「你很幸福你知道嗎？」她停頓一下，說，「你不需要癌症來把你喚醒。你借一種溫和的方式，改變了你的生活。」
我點頭：「那種方式叫Nothing。」
我陪她走到公車站，看她上了車。我一個人走回校園，雨滴打在草地。優秀的朋友生病了、有錢的朋友不快樂、結婚的朋友不跟老婆講話、單身的朋友寂寞到自殺。在美國或台灣，我們這相信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」的一代，仍然在掙扎。我走到十字路口，不知道現在是幾點、接下來要去哪裡。突然間招待所外面那隻超辣的鹿出現了！我微笑，跟著牠走下去……。
去做什麼呢？
Nothing。

冷日:什麼時候輪到我也可以做"NOTHING"!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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