生活速報 : [探討]一個使用低級手段為達高遠目標的單位！？

純就法律而言：
其實您給我的回覆並沒有針對法律做討論，
我在回應中提出的對法律的見解與看法有附上理由，
但是您所提到的實質當事人的概念，
並沒有看到所謂的法源依據，
而原po所提到的外國判決所適用的情形，
也沒有附上理由依據，其真實性足令人懷疑。
而您所提到的實質僱主的概念，
在現行的法律上並沒有找到可資依循的法律實例與法源依據。

柏儀：
我清楚法律上的雇主是雍興公司，
但我們要爭議的問題是，一銀為何可以在沒有正當理由(不只法律理由)的前提下，要求雍興公司將莊同學解雇?
或許在當前的自由主義契約自由法令下，要追究一銀公司的責任相對困難；
但把問題的前因後果講清楚: 莊同學被解雇的原因來自於一銀，而且我們認為她們這麼做不合理，才是真正重要的。
以勞工運動而言，如果要改善雍興派遣到一銀這群派遣勞工的處境，勢必要讓實質管理者一銀公司認識到，
他的管理權力(包含命令雍興任意解雇員工的權力)是受到輿論和勞工團體所監督，而必須節制的。
所以我們的行動是指向一銀，我也有清楚交代到莊同學的法律雇主是雍興，並沒有誤導的意思。
我想，大家應該可以同意，法律雇主是雍興，但能夠訴求、施壓、以及該受監督的對象不只是雍興公司這樣的看法。
(另外，有關職場的判例是本篇文章作者所引，最近他也忙，或許可以等他有空再來回答)

純就法律而言：
而且從您所言，之前的風險已和當事人評估討論了，
那是不是貴聯盟意味著，就算之後莊同學發生什麼困難，你們是不需要負責的，因為你們已經盡了告知的義務了？
消費了莊同學，卻不願意負責，這和貴聯盟眼中的一銀又有何不同？

柏儀：
關於我們與莊同學關係的問題: 前一篇回文我有稍微說明了我們的政策。
我願意多說一些: 大家可以放心，我們不會和立委一樣，只懂得鼓吹當事人出來衝，我們當個清幽的支持者。
九五聯盟是個有志於勞工運動的團體，勞工運動的基本力量其實完全不自於所謂的"知名度"，而是來自於勞工的意識覺醒與集體行動。
西方特別是歐洲國家，在堅強的勞工運動傳統下，使得資本主義必需一定地妥協於社會民主、支持人民福利的力量，這是我們追尋的目標之一。
所以，我們會持續地和莊同學保持能深化關係的聯繫。
下週週末我們九五聯盟會舉辦勞動權益研習營隊，若沒意外，她應該可以來參加。
我們也會陪伴他在未來職場的路，以我和他接觸的經驗和感覺，大家是不大用擔心他會找不到工作的問題。
我這兩天有和他談過，他也可以主動將心得寫成文章，和大家分享。

純就法律而言：
我的言論沒有什麼可取之處，只是就這一事件提供不同的看法而已，
如您認為有足可供酌參，大家一起就事件的正反為理性的討論，也可彰顯言論自由的可貴。

閣下講的其實就「法理」二字，各國本就會互相參照比較，
甚而台灣的法律繼受德、日，參考英美，許多本國實務與學界所用法理甚至本就由外國學理、實務而來，
這該為法律系學生基礎常識，不遑多言。

這個空間就是個公開發言、參與討論的地方，什麼叫做進入法律程序，所以不要再發言？
批評任一方就是"不厚道"？意思是否就是叫所有人對社會上發生的所有事閉嘴囉？

小璇是我在去年協助打工族中，讓我印象最深刻的個案之一。他兩年多前從104網站找到在第一銀行擔任勤務員的工作，經一銀面試通過到一銀總行上班，後來才知道，原來她的雇主卻是一個叫「雍興」的公司。雖然，她從來面見過「雍興」公司的任何人。也就是說，她成為了所謂的「派遣勞工」，從「雍興」派到「一銀」上班。

然而，在去年十一月，她和另一位派遣同事無預警地，被一銀以電話指控「沒幫副總開門」（只因為沒認出副總）、「上班穿著牛仔褲」（儘管其他樓層的工讀生也穿牛仔褲），要求她在三十分鐘內立刻簽下離職書。「雍興」公司則搭配地相當好，立刻連絡她，表達她被開除了。

在台灣，這種「莫名奇妙就被開除」的事情，或許不算很多，但大多數的人遇到了也只能選擇默默承受，快找下一份工作去，似乎「開除勞工」完全是「老闆的自由」，爭不得（雖然法律並非如此規定）。小璇卻是這些人中，少數敢「公開站出來爭取權益」的特殊個案。樣貌姣好的她，有著和一般年輕校園學生不一樣的行徑：他對被開除這件事無法忍受，他覺得要做些事情，爭一口氣。一般人可能只是說說而已，但經過了一銀工會轉介她認識我們，經過多次的討論，她認真了起來，決定要用「開記者會」的方式，公開指出一銀和雍興公司這樣的作法的不是。

其實，就法律上來看，小璇完全站得住腳：一來，公司的解僱根本不符合勞基法規定的解僱事由，不論是「忘了幫副總開門」、「穿著牛仔褲」、「開門不常有笑容」，都最多只能予以警告，依法根本不可解僱；再者，小璇過去的考績，是在中等以上，沒有明顯的問題；最後，就是後來一銀與雍興轉為聲稱，小璇是「自願離職」的，當時小璇才十九歲，未經法定代理人（爸媽）同意的離職行為，也並沒有效力。

只不過，儘管法律上站得住腳，但爭取權益的過程，卻相當艱辛。從一開始，小璇自己透過管道，向上級反映這樣的開除不合理，只換來「就是沒辦法」的回應；爾後一銀工會將個案轉介給九五聯盟，我們和小璇一起研擬行動方案，打算召開記者會。發送出了採訪通知，但就在記者會招開的前一天，雍興公司卻派員到小璇的家裡「堵她」，要求她取消行動，小璇不肯見面，便換成到小璇的學校「找老師談」，或「打電話給家長」，用盡各種方法防堵。所幸，小璇撐過去了，記者會當天他勇敢地站出來，指出她被開除的不合理所在，有意凸顯就是工讀生、派遣勞工，也不可被任意開除；她公開要求一銀道歉，並給予她法定應得的資遣費。在我們協助連絡下，當天來了十多家平面、電子媒體，當天有著大幅的報導，內容似乎對於她的處遇有一定的同情，但也一定地質疑是否是她自己「工作表現不好」。然而，儘管引起軒然大波，公司仍不理會這些的訴求，就是在爾後寄發了存證信函，也不為所動；期間一銀副總曾致電一銀工會，表示有意「和解」，日後卻又出爾反爾，避而不見。過年後，就在最後考量是否要提出訴訟的時機上，小璇的家人相當反對繼續有動作，行動就只好暫時停下來了。

就目前來看，小璇的事情大概只能如此了結了。雖然覺得有點遺憾，但當然不怪她，這是在現行台灣處境下，處理各個勞工權益個案，常常會遭遇的狀況。實際上，雖然這次的行動還未完全成功，法定上可以爭取的資遣費與預告工資，還沒要回來；但一銀和雍興公司，也因為這樣違法解雇帶來的輿論批評，吃上了相當的苦頭。他們的管理高層記者會當天在樓下自己說：「一銀幾十年來，沒有發生過這種事。」，我想，他們是震驚到，個別員工被開除，竟然能公開抨擊公司，更何況是個十九歲的女工讀生。

我猜想小璇一定是面臨了很多掙扎的，男朋友的反對、家長的擔心、老師的數落、過年時候親戚朋友的問東問西…。多次的討論她也說到：「覺得就這樣放棄很不甘心，但其他人不支持、甚至反對，又讓她壓力很大…。」；其實，我觀察到，在台灣就是一般學生去公開對一個公共議題表達聲音，都可能承受各種壓力，又何況是背負著「被解僱」的身分，去「公開反抗大銀行」的小璇呢？電子媒體兩面俱陳的處理方式，不細究解雇違法的問題，而讓公司有機會胡謅評論「這員工表現很差，所以才要開除」，頓時讓小璇似乎成為了一個「勇敢反抗老闆」的「草莓族」。這樣的觀點自媒體進入了小璇週遭的生活中。此種責難對小璇當然不公平，卻是在當前環境下反抗不合理處境的勞工們，往往得遭遇的「社會控制」。反抗行動也因此時常難以為繼。

怎麼辦？初步來說，我有兩個想法。有些「老生常談」，但都還是我們做得遠遠不夠的。首先，我覺得作為年輕行動者的前輩，對他們「加油打氣」其實很重要、也很關鍵。雖然我和小璇的處遇不大相同，但在我大學時參與校園的舟山路封道抗議，卻又遭遇挫折時，我是這麼想的：多麼希望，有一群年長的人們，跟我們這樣被主流論述批評的年輕人站在一起，一起走這個艱難的歷程。讓我們被說是「叛逆」的舉動，成為被承認的「反抗」；讓行動者有力量從「邊緣」挑戰回「中心」，並且大聲讓我們聽到：「做對的事，就不要擔心！」。我們可能無法直接抵擋掉行動者將遭遇到的阻力，但我們可以是助力。這可能是我們未來在發展「組織工作」上，一個能做的。抗爭的經驗讓我看到，在「受壓迫者們」（例如派遣勞工）團結自救、採取抗爭行動之餘，他們是真實的需要被加油打氣，因為抗爭隨時是在改變他們的社會關係，平常看不到的控制和挑戰，在這時候顯現出來了。我相信小璇有感受到我們的支持，雖然一時之間，這還無法抵擋她遭遇到來自各方的劇烈挑戰；但或許代表的也是，我們該提供更強的精神支持力量。而且，如果可能，有一些所謂支持公平正義與勞動權益的「社會菁英」願意多和這些行動者聊聊，公開相挺，也更可能讓行動者的家人安心吧。這方法有些老套、且容易複製霸權，但我猜想是有實用的，也是力量不足前必要的手段。

另外，就是所謂「組織」的問題。我記得記者會的行動前，難掩著憤怒的小璇，在九五聯盟辦公室和我們訴說過對派遣工作的不滿：「以後我找工作，再也不會找派遣的工作了！」，「原來，派遣的員工這麼沒保障。」我心裡想著，或許，小璇或許未來可以盡量避開派遣工作，但可預期的是，以現在勞動市場持續惡化、彈性化的情況，恐怕將有越來越多人得做派遣工作。重點還是，我們怎麼形成一個有力量改善（派遣）勞工處境的組織，才能長久解決問題。有這樣的力量，其實僅管是派遣勞工，也就未必會這麼遭殃了；同時，也不會有那麼多公司敢為所欲為，也僱不到能任意解雇的派遣勞工。我記得那時我曾試著鼓舞小璇說：「你可以考慮看看，就來成為派遣勞工、派遣打工族權益的代言人吧！」，但心中也知道，這樣的路，似乎對一般得先努力工作、省吃儉用顧好自己生活的打工族，沒那麼簡單。我們得想想辦法，派遣勞工該怎麼辦呢？我們說過該要「組織」，但要怎麼樣才行得通？怎麼樣才有派遣勞工站出來？目前我們想到的是，可以嘗試先按照地區，以及行業性質，或者是僱傭型態（如派遣員工），來招募打工族加入我們設立的「打工族工會團體」。這個團體可以人數不多，但有彈性且有戰鬥力，參加的人會有參加「社團」的感覺，而不只是像參加傳統工會交錢了事尋求保護，反而是有意願主動積極去挑戰那些壓迫勞工的事件，簡言之，就是過著那種「支持某個特定NGO的生活方式」：在生活大大小小的事情中，宣傳理念；偶爾參與團體所需要的動員，或提供資源。這或許不簡單，但其實在過去的經驗，也已經有不少人站了出來，關鍵點只在於怎麼維繫下去，擴大參與者，舉辦有效的教育活動。

說得容易，做得難。但我相信還是得透過說，來促成做的實現。我期待有一天有更多像小璇一樣的人站出來，而且，我們能有足夠的力量突破那些「社會控制」的反挫，光榮的說，我們在做對的事情，我們在「創造歷史」。我們不要放棄！

外包、派遣制度的日益盛行，一方面除了長期拉低勞工整體勞動條件，同時也造成越來越多的勞工不得不處於低就業保障、低福利與低升遷機會的工作環境中。而且當如此惡劣、缺乏保障的工作，一旦發生勞資爭議，所謂外包、派遣的三方關係更是讓直接使用勞工的要派公司完全規避法律責任，讓受害勞工求助無門。

表面在銀行工作實際是受派遣
小璇與第一銀行、雍興派遣公司的三方勞雇關係，便是凸顯目前台灣派遣員工缺乏勞動保障的最佳寫照。
小璇是我在去年協助打工族中，讓我印象最深刻的個案之一。她兩年多前從104網站找到在第一銀行擔任勤務員的工作，經一銀主管面試通過，發派到一銀總行上班。然而，一直到了小璇領到了第一份薪資後才知道，原來她的雇主事實上是「雍興」派遣公司，而非第一銀行，小璇也才因此意識到，難怪她每個月的薪資僅有一萬八千元，與一般正式員工相差甚已。即便如此，半工半讀的小璇為了賺取生活費，並不以為意。
一直到了去年十一月，她和另一位派遣同事無預警地，遭一銀向派遣公司指控她們「沒幫副總開門」（因為沒第一時間認出副總）、「上班穿著牛仔褲」（儘管其他樓層的工讀生也穿牛仔褲），要求派遣公司以電話通知她們離職。小璇在指示下，三十分鐘內簽下了離職書。離譜的是，一直到簽離職書的當天，小璇都還未見過她真正的雇主－雍興派遣公司。

小璇的事件在種種的壓力下就只能如此了結。
這是我們第一次接觸的派遣員工案例，過去在諸多探討派遣、外包議題的座談會中，提及非典型勞工可能面臨到實務上的困境，第一次赤裸裸地展現在我面前。一家如此知名、龐大的銀行，可以透過派遣人力，將自身違法解雇的法律責任，撇的乾乾淨淨。我永遠忘不了記者會當天，第一銀行的主管，指著每天在一銀上班的小璇，向媒體大聲說：「她不是我們的員工！」，既可笑又諷刺，全然地將派遣制度的荒謬之處表露無遺。
小璇的事件結束了，但是台灣派遣與外包制度的盛行卻才剛剛開始。因為除了勞力成本的降低，人數日益增加的外包、派遣勞工更成為資方威脅正職員工的一大利器，長期下來因為引進外包派遣制度，不但使既有工會會員人數下降，原來以企業/廠場為主的工會規模與財務狀況更是雪上加霜，導致與資方協商能力大幅減弱。

那麼，該怎麼辦呢？
從這次案例來看，第一銀行與雍興派遣公司之所以敢如此目無法紀的違法開除員工，就在於其算準了台灣的派遣員工沒有一個團結爭取權益的所屬工會。在缺乏工會與資方協商的管道下，被違法開除的勞工，便只能透過法律訴訟的方式來爭取權益，但是，要面對訴訟長期的過程、壓力與成本卻都是相當辛苦的。小璇的案例中，派遣公司便不斷透過各種方式「勸導」她別出面爭取，並告訴她這樣會「影響」其日後的工作機會。單一的個案便往往在心力交瘁的爭取過程中，逐漸放棄轉而尋找下一份工作。
其實，面對外包與派遣的歪風，勞工已經退無可退，許多國家的工會運動都已對此正式展開反擊，而最有效果的方式就是擴大組織，將外包派遣勞工一併納入工會組織範圍之中，並透過團結一致集體的行動共同提升整體勞動條件。
不過，在台灣派遣勞工目前仍缺乏工會組織的現況下，我們只能呼籲這些弱勢勞工們：即便爭取的過程如此辛苦，還是別輕易放棄自身的法定權益，不斷地撤守防線，只會讓派遣勞工的處境繼續向下沈淪。
同時，我們也強烈要求勞工主管機關應該主動出面解釋，諸如小璇此種與雍興公司間的法律關係根本就不合乎「派遣契約」，而是一種「假派遣，真仲介」：雍興實質上只不過是替一銀網羅人才的仲介公司，但小璇的實質雇主還是一銀、而並非雍興。這樣的解釋路徑才能杜絕這些根本未提供任何服務的派遣公司，以派遣之名，架空了勞工與其工作地點應有的相互勞資關係。

據了解，第一銀行與雍興實業間訂定的工資是2萬1000元，而派遣勞工拿到的工資是1萬8000元。也就是說，由兆豐金控擁有百分之百股權轉投資的這家雍興實業人力派遣公司，每個月從一名派遣勞工的工資中抽取三千元的不法利益（據說該公司有一千多位派遣勞工，一年有三千多萬元的不法利益）。由此可見，所謂的人力派遣公司，說穿了就是人力買賣公司。